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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的1955年7月30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案，為適應全面恢復國民經濟和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形勢，迫切需要強化對能源行業的專項領導和統籌規劃，撤銷了燃料工業部，分別成立石油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和電力工業部。同年9月1日，以原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為基礎組建的石油工業部，在北京明清城垣北側外的六鋪炕正式掛牌，宣告中國的石油工業步入了自成體系、迅猛發展的快車道。開創基業的首任部長是誰？他的開拓之功雖然在史冊上有明晰的記載，但是已經被漸行漸遠的歲月磨去了少許光澤。
 
周恩來總理點將出任部長
1955年2月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討論了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方案，決定實行軍銜制。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后方勤務學院院長的李聚奎在即將被授予軍銜之際，突然接到了調轉工作崗位的通知，周恩來總理親自點的將，委派他去正在籌備組建的石油工業部擔任部長職務。這對大半生的戎馬生涯的將軍來說無疑是一次非常大的考驗，李聚奎無條件服從黨中央的決定，懷著不懂行怕干不好的惆悵心情，走進了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的辦公室接受任務。周總理語重心長地指示：“我們國家的石油工業薄弱，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又都急需大量的石油，要盡快把石油搞上去，就要從軍隊里選一個同志來做這件事，把軍隊的一些傳統作風帶過去，像指揮打仗那樣去指揮石油工業建設才行。”并再三勉勵：“不懂就學，邊干邊學，什么事情都不是天生就會的。石油工業部有很多專家，你把他們好好組織起來，努力干吧，能干好的。”
周恩來總理慧眼識珠，之所以選派李聚奎將軍到石油工業部當部長，與他在軍隊擔負的職務有密切關系。解放戰爭時期，李聚奎任東北軍區后勤部參謀長兼西線后勤司令員、政治委員，為取得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的勝利籌措作戰物資。抗美援朝爆發后，擔任東北軍區后勤部的部長，出色完成了志愿軍赴朝作戰的后勤保障任務。設身處地的履職經歷，使他對石油這種戰略物資的重要性有著超乎常人的切膚了解，深知要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沒有充足的石油作保障是萬萬不行的。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李聚奎將軍毅然決然地放棄授銜，脫下軍裝，于1955年8月轉崗到石油工業部就職，挑起了帶領石油戰線干部職工白手起家，艱苦創業的重擔。
 
謀篇開局彰顯大將之風
石油工業部從舊中國接收過來的家底十分薄弱，1949年的天然石油和人造油累計產量僅有12萬噸，當時只有甘肅玉門油礦一柱擎天，其他的地域尚在勘探。1955年8月李聚奎到任時的年產量雖然已有所增長，總量還不到一百萬噸。這點油杯水車薪，遠遠滿足了發展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的需求，不得不依賴進口緩解尖銳的供需矛盾。
臨危受命的李聚奎部長深感責任重大，壓力如山。到人后一邊著手整合隊伍、理順機構，一邊熟悉情況、調查研究，重點征詢各方面的意見，為確定發展石油工業的出路壁畫藍圖。當時有兩種意見相持不下，一部分同志認為我國尚未進行廣泛的地質普查，蘊藏油氣資源的前景不明朗，況且勘探的周期長、風險高，力主利用儲量豐富的油母頁巖和煤炭做原料，大搞來得快的人造油把握性大。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搞人造油成本高、產量低，并且工藝復雜，鋼材消耗量大，現有的財力物力難于承受。從長遠的觀點看不利于從根本上扭轉我國急需大量石油供給的被動局面，建議把尋找油氣田的地質勘探作為重點，集中力量奮力一搏。
兩種觀點各有利弊，如何抉擇？是李聚奎部長必須盡快做出決斷的當務之急。萬事開頭難，他遵循毛澤東主席“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教誨，在主持石油工業部第一次部務會議時決定，立即派出兩個石油代表團分別赴東歐和蘇聯進行實地考察。赴東歐的代表團重點了解人造油的生產工藝，赴蘇聯的代表團系統學習天然油氣的勘探方法。與此同時，李聚奎還聽取了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眾多地質專家對我國含油遠景的分析和判斷，建立起立足本土重點勘探天然油氣田的信心。在充分汲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發展石油工業的經驗和教訓之后，根據已經進行地質普查地域顯露的初步成果，下決心繼續加大勘探投入，力爭在兩三年內找到一兩個比較有開發前景的含油氣區，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石油供給嚴重短缺的問題。同時，利用蘇聯提供的技術援助，對日偽時期遺留的人造油加工廠進行升級改造和擴建，盡快增加產量緩解燃眉之急。李聚奎審部長時度勢，深思熟慮，雙管齊下的果斷決策，確立了發展我國石油工業以勘探開發天然油氣為主，生產人造油為輔的總方針，得到了黨中央的贊同和批準，納入了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
天高地廣的遼闊國土，在哪里能找到蘊藏油氣資源的突破口？當時沒有確切的答案。已經發現油氣苗的地域都在大西北和大西南，順藤摸瓜的勘探趨勢，注定了一場異常艱苦的鏖戰勢在必行。李聚奎部長在缺乏資金、裝備落后、技術力量不足的困難條件下，領導石油工業部黨組指揮千軍萬馬，在地質部的配合下西進渺無人煙的高原戈壁，南下行路難于上青天的巴山蜀水，回旋于溝壑縱橫的陜甘寧盆地，終于探查到了幾處油氣田的藏身之地。從1955年到1957年，相繼在新疆準噶爾盆地發現了儲量上億噸的克拉瑪依油田，在青海柴達木盆地發現了油泉子、冷湖、花土溝等處儲油構造，在四川盆地發現了蘊藏油氣的新線索。這些突破性的成就，迎來了我國石油業發展史上第一個儲量增長的高峰，不僅顛覆了某些西方地質學者散布的“中國貧油論”， 還為后續石油工業的大發展培訓了隊伍，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
1957年10月8日，新華社從蘭州發出電訊，宣告我國第一個天然石油基地——玉門油礦建成大型聯合體，以年產原有75萬噸的穩定生產能力，為在甘肅蘭州開工建設的我國第一座百萬噸級煉油廠源源不斷提供原料。加之經過改擴建的人造油生產能力大幅度提升，1957年底盤點，我的石油總產量從1955年的96.61萬噸，猛增到145.78萬噸，天然氣年產量由1674萬立方米，飆升到7007萬立方米。雙雙上揚的遞增曲線，顯現了中國石油工業由弱小轉為上規模的蓬勃之勢。
然而世事難料，李聚奎任部長期間正值中國的政治空氣過熱，由下而上刮起的浮夸風愈演愈烈，說大話、講空話，比誰嗓門高的狂熱情緒導致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彌漫泛濫。盡管石油工業部取得了開拓性的發展業績，卻因差5萬噸原油產量未能達到第一個五年計劃預設的指標，成為國家各部委中唯一抬不起頭來的落后部門，讓身為部長的李聚奎倍感壓力沉重。
 
以求真務實的作風履職盡責
李聚奎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安華縣（今漣源市）的農民家庭，1926年參加國民革命軍，1927年7月跟隨彭德懷舉行平江起義進軍井岡山并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久經革命戰火歷練的老紅軍。他始終信仰堅定不色不變，在石油工業部任職期間為了節省汽油每天步行上下班，使用的喝水杯是1949年部隊統一頒發的搪瓷缸子，走到哪兒帶到哪兒，艱苦奮斗勤勉敬業的風范，贏得了石油系統干部職工的信賴和愛戴。最難能可貴的是李聚奎敢于講真話、說實情、不避嫌、負責任擔當的政治品格傳為佳話。
李聚奎擔任石油工業部長的第三個年頭，中國的政治風云激蕩的越發劇烈，1957年開始的“反右傾”運動席卷全國，石油部的工作有沒有右傾問題？是擺在李聚奎面前一份必須確切回答的問卷。他反復對照黨中央的要求認真回顧了自己擔任部長以來的所作所為，感到并沒有過失。隨后又組織部黨組成員詳細討論研究了過往的各項工作部署，確認已下達的一系列工作計劃都是符合實際需要的妥當安排。權衡再三之后，李聚奎在部黨組會議上明確宣布：“根據國家給我們的投資和我們工作的安排進度看，石油工業部的工作沒有右傾問題。”當時寧左勿右的風氣泛濫成災，一些高層領導干部見風使舵，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規避政治風險。李聚奎卻不怕引火燒身，堅持從實際出發，頂著壓力在石油工業部沒搞“反右傾”斗爭，保護了干部職工的積極性。
在國家經委召開研究1958年生產指標的會議上，時任經委主任薄一波征詢李聚奎的意見，問他：“1958年能不能把石油產量搞到180萬噸？”李聚奎思索后坦誠地回答：“今年國家給我們的投資僅大體維持在去年的水平上，明年還要 減為4個多億。人造油的資源不能增加，新的油田又沒發現，明年的計劃能維持今年150萬噸的水平，還要做很大努力，增加到180萬噸是不可能。”此言一出形成了頂牛之勢，讓許多與會老同志為李聚奎的表態擔心，會下勸他腦子活一點，先把指標抬上去，如果完不成再找理由推諉。李聚奎不為所動，堅定地表示：“這個辦法不行，辦不到的事，我不敢亂講。”
李聚奎對這件事記憶猶新，在晚年的回憶中動情地陳述：“我這個人一輩子都是老老實實，實事求是的。能辦到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難，也會想方設法辦成，明知辦不到的事情，就把情況講清楚，供領導決策時參考。我總是想，中央的情況是從各部門、各單位反映上來的，你情況反映的不實，中央據此確定的方針政策就可能有偏差。這樣的事情，我們做具體工作的同志一定不能做。打仗是這樣，搞建設也要這樣。”
1958年舉國“大躍進”，如火如荼，風起云涌狂潮吹得人們頭腦發燒，喊出了“跑步進入到共產主義”的冒進口號。李聚奎在石油工業部堅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工作步調顯然不合時宜，走馬換將的結局只是時間問題。1958年2月，黨中央決定李聚奎與解放軍總后勤部政治委員余秋里將軍對調工作崗位，心胸坦蕩地離任，重著戎裝回歸部隊，擔任總后勤部政治委員。
 
李聚奎在石油工業部主持工作的時間雖然不滿三年，但是他光明磊落的品德和開創性業績卻留下了堅守初心、不辱使命的崇高背影。鑒于他為革命事業出生入死，屢建功勛的軍旅貢獻，中央軍委責成聶榮臻元帥主持補辦了授予上將軍銜儀式。此后，李聚奎將軍再也沒有離開部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嘔心瀝血，直至終老。